想问一下，陈江和基金会是做什么的 (中国扶贫基金会主任陈)

陈江和基金会是一个公益组织，由新加坡金鹰集团主席陈江和与夫人黄瑞娥共同创办。在中国，陈江和基金会做过很多扶贫公益活动。比如，为了帮助河北省承德市隆化县贫困户脱贫，陈江和基金会出资帮助当地贫困群众引进优势树莓品种和先进种植管理技术，带动树莓品种升级优化，使贫困户能从中切实受益，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另外，在中国的多个大型灾难面前，陈江和基金会都伸出了援助之手，为中国的公益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中国扶贫基金会的人物故事

到高原上扶贫的年轻人

未到玉树，先闻陈济沧其名。

中国扶贫基金会负责媒体事务的小姑娘说：“你们到玉树，一定要采访一下陈济沧。3年了，他一直待在玉树扶贫。

陈济沧，湖南常德人，中扶贫基金会员工。他在结婚14天后即奔赴玉树参与灾后重建，其长期奋战在高原地区的义举，一直被他的同事引为美谈。提起陈济沧，青海扶贫局一名官员赞不绝口：“我认识他。地震那年，我跟他在山上住好几个月的板房，一起救灾扶贫，那小伙子干事实在。”一位藏民翘起了大拇指，用半生不熟的汉语说：“陈济沧，够意思。”

有口碑的公益人不少，但像陈济沧这么吃得开的还真不多见。但是，如果你因此对他产生了很高的期待，见面的时候只怕会有些小失望。

“小人物”陈济沧

8月末，南方正值盛夏，但在高原玉树之上，已经有几分秋凉的味道。这一天，面朝大山的玉树农畜交易市场竣工，这是陈济沧促成的公益项目之一，耗资不菲，建设过程几经周折。据说陈济沧会到场，我满怀期待地在现场东张西望，忽而有人指着一抹快速移动的黄色身影说：“看，那就是。”

陈济沧很忙，当时的他正跑来跑去地干着一个后勤组织人员的活。他身材瘦小，皮肤黝黑，穿着一件黄色运动外套，腰间别着一个喊话用的“小蜜蜂”，毫无“范儿”可言，普通得就像一个路人甲。

陈济沧年近30，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小几岁。在被记者截停后，他的娃娃脸上露出了有点羞涩的笑容，自嘲地说了句：“我就是干活的、打杂的。”但是，这自称打杂的人不一会站上了讲台，立马用一种中气十足、慷慨激昂的语调向一众高官汇报市场概况。末了，他还不忘加一句要求：“市场面临着发展问题，我们希望政府继续支持，让老百姓早受益、多收益。”

后来，在一次酒醉后，陈济沧跟人倒苦水说，他操办那场竣工仪式很不容易，提意见的地方官员很多，但真正干活的却没几个，他不得已身兼数职，既当爹又当妈，最后还被某官员数落了一通，说他办事不周。陈济沧气愤地说道：“我在现场忙死忙活的时候，他在办公室里喝茶！”

若论地位、财富，陈济沧在高官、富人扎堆扶贫的玉树里排不上号，但正是这个来自民间的不起眼的年轻人，震后3年常驻玉树，为1.5亿元善款筹划公益项目，并在一场由行政和资本力量主导的公益造城运动中，深层次地思考民间的诉求。

陈济沧时常到结古镇及附近的几个村落调研，他发现，虽然一个现代化的城镇在快速成型，可牧民的生活并没有改变，他们依旧在白天把牛赶到草原吃草，晚上没事就去喝酒、打麻将，没钱就去找朋友们借。政府给灾民重建了基础设施和房子，但这些东西都不能当饭吃，他们没有生产资料、生计来源，最后还是会受穷。政府没来得及关注藏民们的生计，民间可以有什么作为呢？

按专家们的说法，应该引导藏民组建村民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可是，藏人社区没有合作经商的传统，汉人聚居地流行的做法，在玉树颇有点“水土不服”。这是一个让驻点扶贫的公益人士普遍头疼的问题：你认为好的做法，当地不接受，能怎么办？

走进藏人社区

幸好，陈济沧是比较愿意开动脑筋的。他在甘达村调查时发现，当问“你们需要什么”时，女人总会让他去问自己的男人，而男人总会让他去问村里的带头大哥。陈济沧就把有威望的村庄精英聚了起来，想着先给大哥们灌输先进理念，再鼓捣他们带领村民一块奔小康。但他很快发现：没那么容易。

巴桑扎西就是一位村庄精英，他在没多少商业气息的藏区依靠虫草生意发家致富，在藏人之中并不多见，可不是一个容易被忽悠的人。面对陈济沧的提议，他客气地提出了反对意见：“之前听说过合作社模式，村里也尝试过，但从没分过红，做的事情也不是我们自己希望做的。”

村庄大佬不会轻信一个外来的毛头小伙。这时，陈济沧充分发扬了湖南人“耐得烦”的传统，三天两头往村里跑，跟藏人们喝酒聊天，称兄道弟。他还不忘反复告诉大佬们：农民合作社是民主选举负责人，由村民自己当家做主，赚了钱就是村民自己的。几次下来，藏人们觉得这汉人小伙的确“够意思”，说的话也有点道理，便依其言成立了合作社，巴桑扎西当选首届理事长。

有了合作社，陈济沧趁热打铁，又把大佬们召集到一起，讨论这村子有什么优势，合作社可以干点什么。捕捉商机，这是商人巴桑扎西擅长的事，他提议：“灾后重建，有很多地方都要修房子，要拉砖、拉水泥、拉沙子，搞个运输队吧！”

组建运输队，这不在扶贫基金会原本的计划中，但陈济沧觉得这想法契合玉树造城发展的需要，也能保障藏民的生计。在他的协调下，中扶贫重新调整了公益项目，拨出了248万元为当地添置了车辆，还投入48万元作为项目的启动资金。

自己的提议得到了大笔资金的支持，巴桑扎西的积极性也上来了，他放弃了自己的虫草生意，开始全力为运输队拉生意。在他的努力下，甘达村的村民当年就拿到了分红。目前，甘达村运输队发展得不错，截至今年3月，已经赚了9万多元。

发生在甘达村的故事，只是陈济沧业绩的其中一起，在玉树周边众多的村庄里，他总是入乡随俗，并很快与当地藏民打成一片，在玉树的3年里，除了运输队，他还折腾了一个蔬菜大棚、一个奶牛基地、一个农贸市场。这几个公益项目，地方政府、出资企业与当地藏民都比较满意。

在藏民看来，陈济沧像是一个圣徒，他从富饶的平原地区而来，却愿意到高原上与牧民同吃同住，他带来了组织方式，带来了资金，甚至从政府处争取来对村民有利的政策，却不图回报。然而，真的是这样吗？

异乡人的苦与乐

酒是个好东西。要不是有酒，很难想象平日笑容羞涩、言语拘谨的陈济沧会如此彻底地发泄出内心的苦闷与豪情。

那一晚，玉树农畜交易市场竣工了，陈济沧苦心经营的最后一个公益项目也告完成，他迎来了功成身退的时刻。陈济沧的藏人老朋友们，在玉树新城中设宴款待，席间觥筹交错，怀旧情绪浓烈。陈济沧来者不拒，酒到杯干，这时的陈济沧，言语不再拘谨，“说实话，我没想到要在玉树待这么久，但我就是想着，一定得干出个样子来！”

“但是，我亏欠我的家人太多了。”说到这，陈济沧顿了一顿，脸部剧烈抽搐，语音很快变成了哭腔，“那年，我妈初诊得了癌症，我却不在她身边，只得搭飞机赶回去，我在路上不断为她念经。”说着说着，陈济沧痛哭出声，他说，后来母亲的病情出现了转机，但他很快又要赶回玉树工作，未能照顾患病老母，他常常心怀愧疚。

陈济沧说，在玉树的日子里，望着雪山草原，他总会思考一个问题，在这偏远的地方蹲了3年，究竟值不值。他又说，自己在玉树过得很苦，但在某些时刻里，却能触碰到生命的真谛。玉树很偏僻，离得最近的一个大城市是青海省会西宁，但是，途中重山隔阻，开车须10多小时才能跑一趟。“我开车跑了很多回，在盘山公路上，我看到了狼，看到了牦牛、羚羊、秃鹰，看到了草原上无尽的星海。”说这话时，陈济沧语调放慢，眼望远方，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静寂的星夜，“在那一刻，我感受到了生命的厚度，我想明白了，生命不在其长度，而在其厚度，我在玉树这几年，是值的！”

陈济沧这几年的生活是苦逼的，也是精彩的，而让人感叹的是，他将继续这种苦逼而精彩的旅程—从玉树下来后，他又被基金会派往了芦山。

“有企业高薪挖我，我不知道我还会坚持多久，也许有一天，我就不做公益了。”说这话时，酒宴已残，人渐走散，“我也要顾及我的家人，我的生活，但是，我的心里，永远有公益。”

"红色资本家"荣毅仁的传奇？

1916年5月生，江苏无锡人。1937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系。民建成员。

1937年任无锡茂新面粉公司助理经理。1939年兼任上海合丰企业公司董事。1943年兼任上海三新银行董事、经理。1945年任无锡茂新面粉公司经理。

1950年后，历任申新纺织公司总管理处总经理、恒大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市面粉工业同业公会主委、华东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1957年任上海市副市长、市工商联副主委。1959年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顾问，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1978年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79年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1982年—2001年3月任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1982年后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暨南大学校董事会董事长。1983年起任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同年当选为全国工商联第六届执委会主席。1992年12月至1993年任第一届海协会名誉会长。1993年3月至1998年3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93年3月辞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的职务。1996年9月9日被推举为中国扶贫基金会第三届理事会荣誉会长。

2005年10月2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历任全国工商联第一至五届执委会副主席（副主任委员），第六届主席；民建第一至四届中央常委、副主委。

是第一、二、三、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1957年曾被陈毅副总理誉为“红色资本家”。1979年创办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开创了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窗口。1986年底，被美国《幸福》半月刊评为世界50名知名企业家之一，是建国后国内企业家跻身世界知名企业家行列的第一人。

1992年12月获美国加州荣誉公民称号。 业余摄影、收藏相机、养玫瑰花；足球，尤爱女子足球。

父亲：荣德生；伯父：荣宗敬；夫人：杨鉴清，有四女一子；儿子：荣智健。